时间: 2024-06-03 20:08:27 | 作者: 米6体育百度推荐
为应对此次新冠疫情，美国推出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程度远超金融危机时期。您认为，重创世界的金融海啸并没有动摇美元国际货币地位，这一表象之下涌动着怎样的暗潮？新冠时期美国再度海量QE，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白钢：简单地说，今年美国海量地超发货币，使得因为新冠疫情而严重停摆或半停摆的美国经济，获得了某种存续的力量。一方面要承认，这个手段，特别是对于美国以债市和股市为代表的长期资金市场来说，是高度有效的，并呈现出危机繁荣的态势，美国的股市一度再创历史新高。
但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这样的做法是以透支美元体系在未来的有效性为代价的，这世上绝不存在只获得其好处而毋须承担其必要代价的行为。
霸权国家可以在国家霸权已经丧失的情况下，仍旧在一段时间当中得以维系其货币霸权。英国在失去全球霸权地位之后，至少在上世纪20、30年代，英镑依旧维持着世界最主要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
而某种程度上，美元霸权的地位较此前的任何一种货币，其优势地位都要更强。这决定了：
一方面，美元可以用榨取未来的超额利润来弥补当下的漏洞，这种优势是英国霸权哪怕在其全盛的时期都没能享受的，美国霸权在对于金融的掌控和利用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另一方面，也得看到，本来美元作为国币国际支付体系当中最主要的手段，哪怕在美国霸权事实终结之后仍然可能存续较长时期，而今年以来美国通过不断超发货币来缓解内部压力的做法，最终会严重损害美元作为国际支付体系当中的核心货币地位。
观察者网：对于中国是否会威胁到美国霸权，西方在忧虑，很多中国人也在质疑。您认为，中国为何会有这种质疑？西方的忧虑与中国的质疑有什么共同之处？
白钢：共同点大概都在于，他们都不相信中国能够跳出自16世纪以来霸权迭代的发展路线。
西方的忧虑是在于，他们深刻地知道当自己崛起过程中，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都做了一些什么，因而他们极度恐惧真正掌握了力量之后的东方，会把西方曾经施加给东方国家的那一切，同样地或者加倍地施加给他们。
而中国内部的一些人，从改革开放初期那种仰视西方的态度当中，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惯式或者叫“世界想象”，即中国可以接近于作为一个理想型而存在的西方，但是因为西方是“理想”，所以中国也不可能超越西方。
但是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之后，我们已可以看到众多领域当中，中国都已经现实地超越了西方，而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现实，你会发现西方整体哪怕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当中的主流表述、哪怕是在自己本国当中，也没有办法维系西方对外曾经宣称的、西方应该提供的那样的形象。
而在这样一个历史性关头，长期生活在旧的世界认知和世界想象当中、习惯于仰视西方的人们，他们觉得接受不了这样的发展现实，因而他们总认为，在被他们视作理想的西方的发展路径和中国的现实发展之间，肯定是有一者错了，而他们认为错误的是现实。
这样一种认为中国现实发展的路径错了的认知，会产生一个很可笑的臆想，也就是所谓“中国崩溃论”，他们想象着中国这种异乎寻常的发展，会以一种崩溃式的形态最终回归到他们头脑中的跟西方模式当中。
有趣的一点是，崩溃论事实上从80年代后期就一直在很多人群当中传播，按道理经过了几十年发展，中国呈现出了如此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崩溃论应该自然而然地被彻底否定了，但是对于思维处于高度僵化的人群来说，崩溃因为迟迟没有到来，反而显得愈发急迫。
前段时间你能够正常的看到，某些人在讨论中国发展的时候，在讨论到理论和现实的差异时，会认为现实应该迁就和服从于理论，认为由人类的行动、思想所构成的人类演化态势，应该服从于类似自然规律一样的理论解释，因而如果现实发展与他们所认为的理论不相符的时候，那么错的一定是现实，而现实最终一定会向特定的理论倾斜和靠近。
我这里特别想说的，可能涉及到处理人文社会领域的理论与现实差异时的一个原则性态度，那就不可以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视作纯粹自然界的对等物，人类社会包含着如此众多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元素，因而它不可能像自然界一样，完全服从于特定的自然演化规律。如果一种经济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理论长期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际不相符，那么我们该想的不是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而是应该去调整这个理论本身。
观察者网：您曾多次批评“修昔底德陷阱”说，认为不足以解释大国关系，为什么认为这个理论不靠谱？
白紫文：之所以说修昔底德陷阱说不足以解释大国关系，核心就在于，公元前5世纪、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不要说对于当时的整体世界，哪怕是对于地中海世界，二者也都不是主导国家。相对于波斯而言，雅典和斯巴达都是比较边缘的国家。
虽然当时由于希波战争的失败，波斯的影响力会降低，但波斯依然是地中海世界的主导者。作为希波战争当中胜利一方的希腊，呈现出了蓬勃上升的态势，但是希腊依然是地区当中相对边缘的存在。
正是在旧体系主导者的影响力出现显而易见地下降、且地区中有一方力量急剧上升的过程中，地区当中原有的中等强国之间的矛盾得以凸显、爆发出来，因而如果说修昔底德陷阱在国际关系理论当中有什么现实性的话，那么它恰恰不适于去解释类似一战、二战或当前的中美关系这样真正的大国博弈关系，它比较好适用的一个对象大概是两伊战争。
1980-1988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发生边境战争 视频截图自《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第三季
当时伴随着苏联力量的下降，使得海湾地区各国的力量平衡发生错置，然后在该地区当中，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大的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爆发了激烈的矛盾冲突。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后，在东欧以及前苏联地区发生的某些地区性冲突，也可以归到修昔底德陷阱的解释范围当中，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爆发的冲突。
观察者网：历经千年的中华文明，能否开拓出一条超越“霸权”逻辑的世界新道路？
白钢：中国的崛起是任何力量都无可阻止的一个事实，许多更年轻的朋友甚至已不再去说中国的“伟大复兴”，他们会说中国“生而伟大”，因而主权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上升为世界体系当中最重要的国家，这是无可阻挡的大趋势。
但是上升为世界体系当中最重要的国家，和开辟出一条有别于16世纪以来霸权迭代的道路，还是不同的概念。应该说，我们现在还处在这样的一个重大历史进程当中，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世界认知、世界想象，我们大家都希望迎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都会对中国能否够开辟出一条有别于霸权更迭的人类历史新道路贡献相应的历史意义。
有一点是能确定的，如果说中国的崛起只是让中国变成了旧霸权体系当中的新晋继承者，那么这还实现不了毛主席曾经说过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样的期许，我们始终相信的是，在变成全球体系当中被压迫的一方或压迫别人的一方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选择之外，人类还存在一种更值得追求的可能，我希望中国道路能够为世界提供这样一种可能。